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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全球經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增長放緩，復蘇乏力，礦業市場由繁榮進入低迷，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受到巨大沖擊，面對眾多突出的實際問題，礦業行業將如何轉型升級已經刻不容緩擺在我們面前，9月26日，在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主辦、國土資源部資源環境承載力評價重點實驗室承辦的以“礦業轉型升級：世界模式與中國經驗”為主題的研討會上，國務院參事、中國地質調查局研究員張洪濤，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新安等專家探討和總結了大國工業化進程及實現工業化后，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的經驗與教訓，分析了當前中國能源資源勘查開發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我們知道，當前世界經濟已經走出“薩默斯陷阱”，長期以來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局面得到了扭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均好于預期，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全球主要國家告別了最寬松的貨幣供應狀態，貨幣政策開始回歸正常化，美國已經3次加息。同時，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別是去產能效果明顯。這不僅提高了資源供應質量和效率，優化了資源供求結構，而且改善了全球礦產品市場的供求平衡。有專家表示，全球經濟在震蕩中復蘇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雙重作用的結果是，采礦業利潤顯著增加，行業效益明顯好轉，全球礦業進入階梯式緩慢復蘇階段。

　　這些說法和問題能為礦業領域的持續發展帶來怎樣的借鑒？讓我們聽聽專家在會上說了什么。

　　礦業行業亟須結構調整、轉型升級

　　首先，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新安對于世界經濟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的全球礦業提出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是脫鉤問題。他說，從目前到2040年乃至本世紀中葉，經濟增長會不會和資源消耗脫鉤？從國外的一些情況來看，美國和歐洲的確出現了一些脫鉤現象；據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研究的初步認識表明脫鉤理論可能不成立，至少從經濟增長總體上看，和整體的資源利用不會脫鉤，但各門類資源之間會分化分異，有的資源消耗和經濟增長會緊密聯系，但也有的資源消耗，會逐漸脫鉤，從主導地位退出。關系更加密切的資源將包括生態環境友好型的礦產，高新技術用的礦產和新能源用的礦產等，這就預示礦業必須進行結構調整、轉型升級。

　　二是關于未來全球資源消耗問題。許多機構預測多種資源的需求峰值已經到來或即將陸續到來，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而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達到促進全球資源需求迅速上升的體量，另外，受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制約以及全球經濟向低碳轉型發展，未來資源的需求方向也將受到制約。按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研究的初步認識表明，生態文明向低碳發展，但并非向低金屬發展，有資料顯示，大多數低碳生產還利用金屬高度密集型的技術，也就是說，隨著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一些金屬的需求量，特別是鋰、銅、鋅、稀土以及其他三稀金屬會隨之迅速增加。因此會存在不同類型資源的分化分異現象，所以面對實際情況，礦業需要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

　　三是如何看待當前全球礦產品市場價格的復蘇及礦業企業利潤的翻番式增長？有人認為，這是新一輪全球礦業周期的開始。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在初步研究中所得出的認識并不支持該觀點。2016年，供求基本面情況分為三類：第一類供應跌幅大于需求跌幅，第二類需求增幅波動而供應減幅波動，第三類供應增長而需求增幅更大。總之言之就是供應增加不如需求增加快，供應減少比需求減少快。2017年，供需基本面進一步改善，煤炭、原油、天然氣、鐵礦石均呈現需求增幅大于供應增幅的趨勢。但隨著一些臨時減產和暫時關閉礦山的復產，預計從今年年底到今后兩年，市場會略有下調，但幅度很小；同時考慮到新增礦業項目的周期性，預計未來市場形勢會進一步好轉。不可否定的是，中國對全球礦業的新貢獻，是維護了全球礦產品市場的穩定。另一方面表明，由于未來周期在縮短，周期低谷的時間也在縮短，可以判斷，現在不是新一輪周期的開始，只是周期內一個小峰值。

　　四是礦產資源勘查開發撤出自然保護區對資源市場有多大影響？按說市場會把這個問題看成是礦業發展的負面因素，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區。我們知道，嚴格的環保督察、安全大檢查，加快了“散小亂污”等落后產能的退出，挑戰傳統礦產勘查開發方式，本身就是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長期來看，這些“散小亂污”礦山企業要想生存下去，必須深度綜合整治，并要通過環境修復進行達標改造，對不達標的礦山企業和落后產能必須要徹底實施“兩端三清”，全面依法關閉取締。這些舉措定會進一步優化供應，改善需求，從而提升資源供應質量，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五是轉型升級向何處去？張新安表示，近年來，中國礦業界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以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主線，著力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版，特別是創新驅動不斷深化，未來的礦業將會呈現更加綠色、更加環保、更加高效、更加協調、更加開放的發展模式。

　　新常態下，我國礦業企業發展戰略

　　面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能源消耗強度下降、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主導轉變，金屬礦產消耗減緩的事實。以及在世界能源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如何推動清潔替代和電能替代，以應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能源安全、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諸多挑戰的當下，礦業界又將如何面對？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沈鐳說：“礦業的新常態表現為，全球礦產需求依賴于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但中國對大宗礦產的需求增長速度不僅減緩了，增長幅度也縮小了。經濟發展跟增長供需之間可能出現多期脫鉤與復鉤，這種脫鉤將會多期反復，不是簡單地維持絕對脫鉤和相對脫鉤。”

　　沈鐳預測，在短期3至5年內，礦產資源價格將繼續波動；在未來10年內，我國煤炭、銅、鋁、鉛、鎢、鎳、鉻等重要礦產資源的需求拐點將陸續到來，但需求總量將長期保持較高水平。

　　新常態下礦業企業怎么辦？對此，沈鐳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以去產能為抓手，推動大宗礦產資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及更長時期內，國家和地方政府都將著力推動去產能。資源型城市將在全國去產能戰略中擔當重要責任和義務。礦業企業要著力提高資源效率，實現資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相對脫鉤。

　　第二，建立政府適當干預下的市場化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從宏觀角度，建議分步推進我國資源定價形成機制的改革，優先推進資源稅費改革制度；逐步分類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規范資源產權市場，明晰產權，實現資源有償開采；建立并健全資源儲備制度和價格調節基金制度。從企業微觀層面，建立公平、公正、充分競爭的約束激勵機制，著力提高資源性企業的自主定價能力和資源價格的穩定性。將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創新與資源稅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釋放出經濟發展潛力。

　　第三，打造礦業經濟創新升級版。礦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不會改變，實現全面小康和中國夢仍需要更多的能源和資源。礦業企業要實施立體作戰，實現礦業行業的整體突圍：立足國內，調整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結構，保障礦產資源安全；轉型升級，扶持優質礦山，促進新型礦山建設；調整結構，打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殲滅戰；綠色低碳，防止非金屬礦產產能擴張；體制創新，金融、稅費、價格等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積極應對，“一帶一路”倡議謀劃中國的全球礦業布局。

　　加強全球礦業的合作共贏

　　自2016年底開始，國際礦產品價格全線反彈；2017年上半年，礦產品市場繼續回暖，銅、鋁、鉛、鋅等有色金屬年內漲幅均超過20%，鎳、金、鎂、鉬等有色金屬漲幅均超過10%。

　　針對市場的客觀因素，中國地調局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工、研究員向運川分析時表示，全球礦業市場出現復蘇態勢。礦業公司融資環境好轉，業績持續改善。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礦業融資金額比去年同期增長近一倍，礦業融資活動明顯好轉，社會資本對礦業發展前景的信心正在恢復；采礦業對外投資并購觸底回暖，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已宣布金額超過1000萬美元的采礦業海外并購交易17筆，涉及金額86.3億美元，其中已有38億美元完成交易。

　　其次，向運川對礦業領域如何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也作了十分細致的詮釋。他說，“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能源資源新格局變化提供了能源資源合作的契機--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帶動該區能源資源消費量增長，世界能源市場重心逐漸東移，中國成為能源資源地緣政治的中心，能源資源企業更是合作的主力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產資源豐富，尤其是鈾、銅、鋁、鉛、鋅、鎳等礦產資源豐富，稀有、稀土、稀散等新技術礦產也有較大潛力。目前是中國利用境外銅、鋁、鎳等礦產的重要區域，在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向運川就中國企業參與全球能源資源開發有何趨勢作了肯定的回答：“據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企業參與投資的境外非油氣礦山已達170處，相比2016年底新增了8處，項目分布在6大洲41個國家。其中，非洲、亞洲和大洋洲最受企業青睞。”

　　他解釋，當前國有企業是境外礦山開發的主力軍，其控股或參股的礦山137處，占境外礦山總數的82%。我國企業控股礦山有141處，占比83%。為減少風險，中國企業更關注成熟的勘查項目或正在開發的礦山。

　　而銅、金等礦種是投資的主要目標。境外礦山涉及鐵、猛、鉻、銅、金、銀、鋁、鉬、鉛、鋅、鎳、鈷、錫、鎢、鈦、鈮、稀土、鋰等27個礦種。銅礦項目49處、金礦項目17處、鉛鋅礦項目15處。

　　向運川指出，海外礦山獲得資源量十分可觀。礦山數量不多，但權益礦查明資源量規模可觀。其中銅、鈷、鉻和鉑族金屬等礦種境外查明資源儲量分別是國內的1.1倍、2.7倍、1.6倍和7.4倍；鎳、錫等礦種的境外查明資源儲量超過國內一半。

　　向運川強調，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沿線能源資源產業投資與整合，一定要充分發揮國際合作平臺在能源資源領域中的作用，推進雙邊、多邊國家合作機制。處理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關系，構筑合作發展共贏利益共同體，從國家層面研究制定“一帶一路”能源資源合作規劃，打造金融投資合作國際化平臺；充分利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機遇期，通過機制創新、金融創新、電子商務創新、信息共享平臺建設等途徑，構建“一帶一路”礦業市場與礦產品市場智能化、網絡化交易平臺，共享全球資源優化配置成果，全面提升我國在全球能源和重要礦產品定價、貿易、物流等方面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與深入，將有效推進全球礦業的支持，迎來礦業回暖的春天。

　　最后，向運川表示，礦業領域在經過長達9年的下行周期之后，我們期待全球礦業，特別是中國礦業全面回暖。同時，為打造全球礦業命運共同體，攜手推動礦業繁榮發展，必須加強全球礦業的合作共贏。

　　“走出去”我們還需要補很多功課

　　國土資源部咨詢研究中心研究員李裕偉及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院長張中祥，也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李裕偉指出，目前我國礦產勘查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還沒有到位。原因一是風險勘查資本市場目前只有采礦的市場，在風險板塊里沒有礦產勘查只有科研的結果即沒有資本礦產勘查市場，資本來源就不穩定。這是我們要補課的地方。二是地勘單位轉變為市場勘查主體還是處于初級礦業公司，由此競爭能力和發展方向就會存在問題。三是礦產勘查領域的資源配置作用沒有落地。他解釋，勘查礦業權就是一種資源，而勘查技術、勘查勞動力、勘查資本都是勘查資源，這些資源在市場中沒有將配置的作用發揮出來，而是政府主導發揮了配置的主要作用，從而限制勘查市場的活躍。四是要提高礦產勘查業的國際競爭力，要在勘查人才、資本、積累野外勘查經驗上下功夫。

　　張中祥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要充分認識海外并購、投資的戰略風險。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經常以為搞定了東道國政府就解決了一切問題，中國企業只關注“政府許可”，而非民間的“社會許可”，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由于沒有處理好與當地居民的關系，最終導致投資項目擱淺。如果不能妥善應對，這些都將會對其參與實施“一帶一路”項目帶來困難與風險。

　　中國企業也應該改變以往不重視勞工法和環境法規、過于依賴政府官員的“上層路線”，轉而大力加強“下層路線”的探索和培育，學習國外文化和市場經驗，雇傭當地優秀人才，真正實現文化的融合，從理念到方式上適應國際規則。他表示，當今世界70%的企業并購后并沒有能實現期望的商業價值，而且70%的并購失敗直接或間接起因于并購后的整合過程。